杨氏政权之播州土司

播州杨氏是中国西南贵州历史上的一个土司政权。
播州一名源于唐贞观十三年（639），朝廷因其地有播川，故名，此时的播州辖恭水（后改为罗蒙县）高山（后改为罗蒙县、遵义县）贡山（后改为湖江县）柯盈（后改为带水县）邪施（后改为罗为县）释燕（后改为胡刀县）等县，后经省并，辖有遵义、带水、芙蓉三县，范围大致在今乌江以北的遵义、绥阳等地。唐乾符初年，朝廷内乱，统治松弛，南诏多次攻陷掳掠播州。
唐朝天宝年间，南诏与吐蕃结盟背弃唐朝，唐军两次攻伐南诏，大败亏输被歼灭十余万人，安史之乱后，唐廷自顾不暇，南诏趁机在西南地区做大，甚至一度攻至成都外城，给唐朝西南边疆带来极大的威胁，咸通十四年，南诏攻陷播州，唐懿宗鉴于中央政府无力出兵收复国土，便向天下招募精兵勇士，并承诺“如应募出征，可永镇斯土”
越州会稽太守杨端本是山西太原的门阀大族，他在唐懿宗的诏令中看到了扩张家族势力的机会，于是便召集太原杨氏家族的家丁和亲附杨氏的“八姓族兵”，共招募4000余人，经过精心准备后启程开赴播州，进入播州地区后，与南诏国的附属部落罗闽部族对峙，罗闽部仰仗南诏的势力在播州横征暴敛，早就引起了周边其他部落的不满，罗太旺部、穆星天部、娄殿邦部、令狐滈部等部落纷纷与杨端结盟，杨端军实力大增，再加上播州当地土豪臾、蒋、黄三氏的后勤支援与情报支持，杨端最终击溃罗闽部族，史载：“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寻纳款盟而退”
杨端得以占领播州北部地区，唐僖宗遵守父亲懿宗的诺言，加封杨端为“播州宣慰司宣慰使”，许以“杨氏一族世袭永镇播州”，从此，杨氏一族开始在播州生根发芽。杨端虽然击退了罗闽部族，但是罗闽人没有被消灭，再加上播州周边仍然有很多部落没有降服，所以播州的局势依然很严峻，杨端死后，其子孙杨牧南、杨部射先后成为杨氏领主，为了完成祖辈遗志，他们不断向播州北部九溪十八洞的少数民族开战，杨部射甚至死于征伐之中，“选练将卒伐罗闽，时闽附南，部射深入闽，匿将士绝其后，部射力战死”，经过几代领主的不断努力，杨氏最终平定了周边部落，为播州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北宋建立后，五世领主杨实遣使入贡请归，宋太祖允许其世领州政，在第六代领主杨昭主政时期，杨氏家族内部发生变故，其弟勾结外族叛乱，妄图夺取播州主政之权，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不过北宋也因此将播州纳入到版图之内，宋徽宗大观二年，杨光荣、杨文贵叔侄先后献土内附，史载：“大观二年，播州夷族杨光荣以地内属，诏建播州”“遵义军，大观二年，以杨文贵献地建，宣和三年废为寨”。杨氏家族的内乱直到第十三代领主杨粲的时代才得以解决，他外讨蛮夷，内镇族人，终于结束了上百年的纷乱局面，“播州杨氏，自粲始大”，杨粲自幼热爱儒家经典，在主政播州的三十多年间，治政宽俭，推广文教，他亲作的《家训十条》，被后人盛赞为“有功名教，福贻子孙”，开创了播州的盛世时代。
就在播州逐渐发展到鼎盛的时候，北方的形势发生了巨变，1234年金国在蒙宋联军的打击下灭亡，1235年，蒙古大军南下攻宋，从此，播州在杨氏领主的带领下逐渐走向抗蒙卫国的第一线。
端平二年，蒙古大军分三路南下，西路军很快攻克沔州，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被围困在青野原，赵彦呐作为四川地区的最高统帅，如果战死，将会给宋朝西部防线带来很大震动，当此危急时刻，播州第十四代领主杨价挺身而出，“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
他率领五千播州军开赴战场，击退蒙古军队，将赵彦呐解救出来，随后杨价主动请缨，防守入川要地阳平关，蒙将汪世显率领数万蒙军猛攻一个多月，最后损兵折将，不得不撤军而去，播州军在此战中打出了威名，宋理宗大喜，加封杨价为都统制，并为播州军赐名为“御前雄威军”，将其正式纳入宋朝中央军的序列之中。
淳祐年间，杨价数次率领播州军戍边，“价以雄威军戍夔峡，价分署其部，屯泸渝间，遣奇兵击东”，为阻挡蒙古入侵起到了积极作用，杨价去世后，第十五代领主杨文继承父志，继续效忠南宋，带领播州军屡屡击败蒙古军队。
淳祐八年，随余玠北伐，三千播州军与蒙军战于马鞍山，三战三捷。
淳祐十年，与蒙将汪德臣战于兴城，三战三捷。
淳祐十二年，与蒙军战于嘉定，击退蒙将火鲁赤。
凡此种种，不绝于史书，每当西方战线吃紧，总能看到播州军的身影，杨价之后的三代领主都积极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争中，这种不以自身利益为主，以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做法，在那个战火纷飞、人心思变的乱世之中，显得殊为不易。
1242年，蒙古攻占成都，直逼重庆，南宋政府加强了四川地区的布防，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统领四川防务，余玠到任后，发布公告广泛征求抗蒙良策，播州领主杨文知道后，向余玠呈献了著名的《保蜀三策》：“比年北师如蹈无人之境者，由不能御敌于门户故也。曷移镇利阆间，经理三关，为久驻谋此上计也。今纵未能大举，择诸路要险，建城濠以为根柢，此中计也。下则保江自守，纵敌去来耳。”
这是杨文根据南宋失去秦巴山地防线、现有城池孤立无援的现状，有针对性的提出的三条建议，其大意是这样的：“上策是将四川制置司的大本营前移，屯兵利州、阆中，向前争夺三关（武休关、仙人关和七方关），恢复秦巴防线，将蒙军拒于四川之外。中策是四川制置司仍然留驻重庆，在四川水陆交通要道上选择险要之处，营建山城水寨，以此为据点，连接四川地区剩下的城池，形成扇形的、多节点的纵深防御体系，使得入侵的蒙军不能自由地流动作战，从而稳定四川后方的局势。下策是将四川剩余军民全部迁至长江以南，在险要地点构筑密集的山城水寨，辅以机动的水军，形成牢固的长江防线，让长江以北成为无人区，坚壁清野，防止蒙军建城移民。”
余玠思虑再三，采纳了比较稳妥的中策，建立了多梯度、多层次的抗蒙山城体系，有效遏制了蒙古大军向东侵犯的脚步，从此，蒙军在西部战线上步履维艰，再也没有取得过较大的进展，杨文的保蜀策略见到了成效。
在献上《保蜀三策》的同时，杨文还很欣赏播州领地内冉璞与冉进兄弟的才华，专门向余玠举荐，二人认为应该在嘉陵江下游的合州钓鱼山上屯粮驻兵，建造坚城，以地利之便抵御蒙古大军，余玠听从了冉氏兄弟的建议，并请二人参与了钓鱼城山城防御体系的具体操作。
1259年，蒙哥汗亲率主力攻打钓鱼城，蒙军攻打了五个多月，未能前进一步，蒙哥汗在战斗中被炮火击伤，不久死去，蒙军无奈撤退，中线战场的忽必烈闻讯后立即与南宋议和，率军北撤争夺汗位，在漠北和阿里不哥大打出手，这不但让宋朝获得了喘息之机，就连蒙古西征的脚步也因此戛然而止，因此钓鱼城也被饱受蒙古铁蹄蹂躏的欧洲人誉为“上帝折鞭处”。此战过后，南宋得以延续二十年国祚，蒙古日后南征，慑于四川防线的坚不可摧，将攻击重点从西线的合州转向了中线的襄阳，西南人民得以少受战乱之苦，这不得不说是钓鱼城的胜利，同样也是播州人的胜利。
播州杨氏宋末三代雄主抗南蒙军四十余年，蒙古始终未能攻取播州一池一地。直至元朝忽必烈灭了南宋以后，无力征服只得对西南进行招抚政策， 1277年，杨邦宪归顺元朝，元于其地仍置播州安抚司，以杨邦宪为安抚使。不久，杨邦宪卒，子杨汉英袭。至元二十八年升为播州宣抚司，统辖十九个长官司和诸苗族峒寨，范围遍及今贵州北部、中南部和重庆綦江。元武宗大德七年，杨汉英为元平叛有功，进封资德大夫。元朝末年，播州杨氏又随明玉珍拉开反元大旗。
自杨端入播州以来，播州杨氏就一直恪守着守臣节、尽守土之责，杨氏十三代首领杨粲还制定了杨氏的家族训言《家训十条》：“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袭，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侯，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 ，然后将此家训刻于石上，以使后世子孙永世铭记。
播州杨氏自唐朝第一代领主杨端治理播州伊始至明朝神宗时杨应龙亡，传二十九世，共七百余年之久。历经数代人的努力，巩固了杨氏在播州的统治权，在维持内部统治的同时，历代杨氏领主在播州地区大力推广儒家文化，将播州地区纳入主流文化圈，注重发展与中央王朝的友好关系，帮助宋王朝平定边疆叛乱和外族入侵，在蒙宋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体现了极高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为维护中华西南地区的安定局面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