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长杨衢云传

杨衢云（1861～1901），原名合吉，后名飞鸿，字肇春，号衢云。兴中会第一任会长，福建海澄（今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人。在广东东莞出生，中国近代革命家，1892年于香港创立最早的革命组织辅仁文社，并为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孙中山为秘书，共同负责策划广州起义。1901年在香港遭清政府派人刺杀。
少时居香港，习英文，在一家船厂当学徒。后任香港湾仔圣约瑟书院英文教员、招商局总书记长、新沙宣洋行副经理等职。
1890年（一说为1892年）与谢缵泰等十余人组织辅仁文社，由杨衢云任社长，于香港上环百子里成立会社，以“开通民智”、“尽心爱国”为宗旨。文社购买新学书报，讨论中国的发展及改革路向，主张推翻满清，建立合众政府。杨衢云同时亦加入志在反清之洪门。1895年1月孙中山到香港，经孙之好友，辅仁文社成员尢列撮合；将孙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设立之兴中会与辅仁文社合并。合并后的组织名为兴中会，杨衢云被选为会长（当时亦称总办或百理玺天德，即President），孙中山为秘书，在香港中环成立一商号“乾亨行”作掩饰。
1895年10月，兴中会在第一次广州起义，由杨衢云在香港任总指挥。由于事机不密，为清政府所获悉。陆皓东等七十多人被捕，杨及孙同被通缉。香港政府受清政府压力，迫令二人离境，于五年内不准入境。杨衢云经新加坡，前往南非约翰尼斯堡，之后再转往日本，并辗转在各地发展兴中会。
1900年1月，杨辞去兴中会会长一职，改由孙中山任。同年从日本到香港，发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杨衢云于年底返回香港，于上环结志街五十二号设私塾辅仁文社教授英文以养妻儿。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于中环结志街52号2楼寓所（其私塾）内被清廷派出之刺客陈林开枪刺杀并于翌日失救逝世，谢赞泰为杨衢云安排下葬于跑马地香港坟场，并为杨衢云设计墓碑，碑上没留名字，只刻有编号6348，并以天圆地方概念设计，刻有青天白日图案，追封杨衢云的功迹，并像征著杨衢云革命的精神。无名碑于1901年12月23日建成。
在中国近代史中，最寂寂无闻的，要算是杨衢云（1861-1901）了。2009年逝世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如此盛赞杨衢云：“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晚清七十年》第五册）杨衢云是最早领导革命的香港人，为兴中会首任会长（第二任是孙文），但至今他在跑马地的墓碑上，仍只刻着编号“6328”，没有名字。他比孙文大5年，生于广东虎门，幼随父来港定居，任英文教师和招商局书记长多年，绝对称得上是香港人。
1890年，他与友人在港成立辅仁文社，并出任会长。名为文社，实为议论大清朝政的基地。1895年初，刚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的孙文，回港寻找同道，结果二人一拍即合，辅仁文社和兴中会随即合并，以“兴中会”为会名。
中港台史家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成的革命团体，是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既被捧上“神坛”，排山倒海的学术论文自然以兴中会为研究对象，辅仁文社只能靠边站了。幸好还有唐德刚、韦慕庭（美历史学家）等少数学者，反对以兴中会为革命滥觞。
唐德刚指出，辅仁文社比兴中会更早成立，所提出的“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英文president的音译）”等主张，却跟兴中会几乎一样。而且杨开始搞革命时，孙文尚未决心推翻帝制——1894年，他还亲赴天津，意图上书李鸿章，可见思想仍属温和。虽然进言书有否送达李鸿章是个谜，但如唐德刚的戏言：“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孙文也说过“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杨衢云（因而）与予大斗，几至动武，谓非民国不可”，正好印证唐的观点。
杨衢云不受史家重视，从史书中一些失实记载可见一斑。最离谱的，是说他于“教室”被刺杀，事实上他是在家中被刺杀的。为何连死于何处也弄错？盖不少民国前史的书籍，在讲述杨衢云生平时，都只是引用相同资料：如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945年出版）和尤列（四大寇之一）撰写的《杨衢云略史》，而错误正由此起。
冯自由是兴中会知名人物，后成为孙文的机要秘书，所写的民国前革命史被认为详实可靠，常为史家所用。但冯关于杨的记述却是二手资料。他这样写杨的死：“清吏……暗买凶徒陈林，刺杀之于教室”。尤列的说法也差不多：“凶手陈林、突然入校、枪击公于教授室中。”辗转抄传，几乎所有记载都指杨死于教室。
其实早在 2001 年，当杨衢云逝世百周年时，其后人杨兴安在《杨衢云纪念特辑》中已指出，结志街52号二楼是杨的寓所，杨被刺时正在家中以私人补习形式教授英文。杨兴安是杨衢云堂侄（杨衢云堂弟杨拔凡之子），去年致群剧社上演关于杨衢云事迹的话剧《无名碑》，正是由他编剧。纪念特辑更正了不少延续多时的杨氏生平资料（如杨的本名并非杨飞鸿），并摘录了杨拔凡于1955 年写下的《杨衢云家传》，总算略为填补了这位革命老祖宗的历史空白。
杨衢云比孙文更早拥抱共和，却一直“妾身未明”，难免教人联想是这种“操作”下的牺牲品。蒋介石前妻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提到一则轶事：蒋介石为取得一张杨衢云坐于中央、孙文站于后排的团体照，愿意付出100万元，原因是“不想人看见我们堂堂中华民国大总统竟居于随从的地位”。